中小微企业是国家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微企业既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产品和服务，也是吸纳和调节就业的“主力军”，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有着突出贡献。

　　为了深入了解疫情中民营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历时半年，展开线上问卷调查和网络舆情分析，以及针对不同产业、不同类型的中小微企业组织了若干场访谈，并形成了《民营中小微企业调查报告》。基于对相关调研数据的建模与分析，报告推出了“中小微企业信心指数”。

　　通俗地讲，经营信心是中小微企业克服自身经营问题和经济环境中面临的困难，持续发力经营活动的努力与坚持。因此，经营信心包含了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前者包括经营收支能力、自身管理能力，后者包括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充足的政策和技术扶持。

　　12月28日，在《民营中小微企业调查报告》结题报告会暨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介绍了此次调研的成果。报告指出，中小微企业对于外生影响因素，即经营环境、政策/技术扶持的信心指数最高，分别达到了63.8和63.9分。这也表明，我国经济基本面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政策工具储备丰富、有效，为企业经营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以下内容节选自《民营中小微企业调查报告》：

　　中小微企业的规模与信心指数成反比

　　从中小微企业的经营规模来看，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信心指数方面与整体分布相似，对外生因素的信心指数要高于内生因素的信心指数。

　　不同规模企业对于经营环境和政策与技术支持的信心指数更高，对经营收支和管理因素的信心指数相对较低。除经营收支的信心指数之外，其余三项均呈现出信心指数与规模成反比的趋势。

　　从经营收支的信心指数来看，中型企业＞微型企业＞小型企业，这也体现出从企业自身因素来看，规模越大抵御风险能力越强，在经营收支方面就有更强的自主性。而规模越小的企业越能够更有效地调整经营策略，因而在经营收支方面就有更强的灵活性。所以相对于处于中间规模的小型企业来说，另外两者的信心指数更高。

　　中部地区的中小微企业信心指数更高

　　无论是总体信心指数，还是其他四类信心指数，均体现出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现象。近年来中部地区承接了更多的产业转移，疫情冲击下，产业集中的东部地区和劳动力集中地西部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更高。另一方面，国家重点发展战略的倾斜，也使得中部地区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所以整体上中部地区具有更高的信心指数。

　　传统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信心指数较高

　　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信心指数普遍较高。住宿和餐饮业的总体信心指数达到了57.2分，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信心指数达到了55.0分，批发和零售业达到了55.1分。这几类行业囊括了大部分的中小微企业，也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

　　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建筑业信心指数都比较高，前者为53.9分，后者为53.4分。此外，作为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业的信心指数也达到了58.8分。

　　现代服务业的信心指数则体现出明显的内部差异性。信心指数较高的有以下几个行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心指数达到了57.4分，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的信心指数为57.0分，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信心指数为53.1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信心指数为58.9分。相比之下，较多依赖科技和资金的行业信心指数普遍较低，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信心指数为45.9分，房地产业为31.5分，教育行业为45.1分。其中，房地产业与教育行业受到政策影响也比较大，政策与技术扶持因素的信心指数较低。

　　经营者人力资本对于信心指数的影响

　　经营者人力资本与信心指数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人力资本越高，经营信心越低，越容易退出中小微企业经营；人力资本越低，越容易形成经营的路径依赖，经营信心也越高。年龄大的经营者信心指数更高，一方面表明其对经营的熟悉程度更高、路径更有优势；另一方面，从侧面也说明其退出中小微企业的难度较大，年龄越高对应的人力资本越低，可选择的其他就业机会不如更年轻的经营者多。受教育程度也是如此，更高者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以及更多的职业选择，更容易退出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反之则更依赖于中小微企业的经营。

　　信心指数的宏观变化——

　　基于大数据舆情分析

　　2022年我国中小微企业信心指数的变化趋势与疫情散发的趋势大致吻合。年初随着春节的到来，经营信心普遍处于高位。在三四月份之后，随着年后第一波疫情的来袭，尤其是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的疫情，更加重了对企业经营的担忧，四月份中小微企业经营信心指数探底到43.9，是年内最低水平。

　　九、十月份的信心指数达到了年内的最高点，其中十月份为80.1，九月份为70.8。十一月份疫情防控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企业的信心指数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

　　今年疫情形势严峻，多地接连反弹，防疫政策导致劳动力、材料等供需不平衡。尽管政府出台多项纾困措施，但依然有商户倒闭、企业裁员情况屡屡发生。“裁员”“经济下行”“卡脖子”等热词反映出舆论对当下经济大环境的消极态度。

　　从“助企纾困”“留抵退税”“就业优先”等积极热词可以看出，舆论对政府出台的纾困政策表示支持，希望在批发零售、餐饮服务、社会服务等行业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同时通过互联网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另外出台更多提振居民消费的措施。

　　支持政策出台后，具体包括税费减免、房租减免或延期支付、提供低息贷款等金融类支持、现金补贴、减少水电气费用或“欠费不停供”等举措，打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切实保障了民营中小微的经营权益。

　　从大众舆论对帮扶政策的热度来看，人才帮扶的舆论热度最高，达到85.0。从正面情绪占比来看，流程简化得到了普遍的肯定，正面情绪为98.0%。社会保障相关的帮扶政策也获得了舆论的肯定，正面情绪为88.5%。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各行各业都在探索推进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的助力下，行业经济发展韧性和动力明显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呈现出更强的普惠特性，即便是中小微市场主体，也有机会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在移动支付领域，中国的移动支付手续费费率常年处于全球最低水平，移动支付的高普及率和低费率，为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和纾困提供了重要助力。报告显示，76.5%的受访企业基于微信支付提供的基础支付能力和进阶经营工具开展数字化经营。在云服务领域，腾讯云推出的一系列SaaS产品如腾讯电子签等，也帮助中小微企业快速融入数字化。

　　疫情暴发初期，商家跟顾客之间的线下连接隔断，一些中小微企业面临线下经营暂时停摆的情况。平台型应用基于自身的工具属性，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快速数字化的通道和疫情风险保障。比如，微信支付自2020年以来面向平台的小微商家发布的“全国小店烟火计划”，在线下线上一体化、降费让利、经营保障、商家教育等多方面持续输出数字化扶持措施。

　　与此同时，平台企业还通过企业志愿服务的形式，充分组织、调动企业资源，为服务对象针对性提供经营指导和其他服务，通过多种形式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比如，服务部分三农领域的中小微企业时，诸如视频号等平台方，往往会向经营者提供技能培训和经营入门的指导，实现“陪跑”到主动跑的转变，促进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助力乡村造血能力的提升。

　　作为外生影响因素另一个重要方面，平台企业提供的技术扶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台企业通过搭建交易平台、创新经营方式、提供交易渠道、便捷支付方式、优化服务内容、盘活流量经济，为数字化经济发展和企业便利化经营做出了巨大贡献。

来源：半月谈